多年来，我国物流业保持了高速增长，2001年至2010年，社会物流总额年均增长达23%。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社会物流需求增长出现拐点，增速持续回落，2015年社会物流总额增速回落至5.8%。社会物流需求增速放缓，有效物流需求不足成为物流业发展的大趋势。记者近期在全国多省市调查了解到，当前物流行业仍然存在市场环境差、市场化程度低、仓储发展不足、基础设施落后五大结构性矛盾，对我国经济和生产方式实现转型形成了挑战。同时，如何打破政策性桎梏也成为物流业带动经济发展要突破的重要瓶颈。

物流业出现开工不足和产能过剩问题

一路向西的中欧班列驶出国门之前，都将在新疆的阿拉山口进行最后的检验。这个人们印象里飞沙走石、寸草不生的边境口岸，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已成为沟通中外、连接欧亚的核心枢纽，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通关过货能力不断增强。但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滑，需求开始不断下降。截至2015年，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物、对外进出口贸易额和海关税收入库同比分别减少28.7%、38.2%和46.7%。

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电商物流、快递快运、冷链物流的持续快速增长，生活性物流成为物流业发展的动力来源。由于现有物流产品和服务主要适用于大批量、少批次的生产性物流，而生活性物流则更加强调小批量、多批次、个性化和灵活性。在同质化竞争挤压下，企业并不能有效满足这些新需求。受此影响，物流行业出现开工不足和产能过剩等问题，市场配置资源效率降低，导致供给质量下降和有效供给不足。今年1月至9月，全国铁路货运量为19.16亿吨，同比下滑6.3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何黎明认为，我国物流业需求不足的主要矛盾在于结构，而结构性矛盾主要在于供给，大量存量资源沉淀在传统物流业务领域不能退出，无法满足生产者和消费者对高端服务的需求，同时因增量资源投入不足和体制机制约束，难以创造新需求。因此，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已成为当前物流业面临的主要矛盾。

此外，我国物流成本多年居高不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说，由于我国GDP规模统计口径变化，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例下降至14.6%，距离美国、日本等国家8%至9%的水准仍然高出很多。如果降至这一水平，仅物流费用一项，每年将节省4万亿至5万亿元的成本。

打通经济“大动脉”需突破五大结构性“梗阻”

物流行业被称为经济的“大动脉”，是维护经济顺畅运行的大通道。然而，受到五大结构性“梗阻”影响，目前我国这根“大动脉”还不通畅，既制约了行业发展，也推高了我国社会经济运行成本。

一是市场环境有待改善。2015年，由于全国铁路完成货运量同比下降11.9%，铁路货运改革正式启动，加快向现代物流转型，但由于铁路货运市场化不足，开放度不够，仍不适应现代物流发展需求，特别是铁路承运主体较为单一，民营资本难以进入，导致铁路货运全程业务缺乏，组织多式联运的市场化主体缺失。

同样，在物流企业的财税环节，由于缺乏事中事后监管，市场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一些“挂靠”公司未参与物流任何环节，本应被市场淘汰，却拥有领购发票的资格，而真正有实际业务的物流企业反而取不到发票，导致挂靠公司领用的发票通过收取一定手续费的方式“转卖”给需要发票冲减成本的企业，加重物流企业负担。

二是仓储能力不足。我国仓储能力与需求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显示，全国通用仓储设施面积8.6亿平方米，折合人均面积0.66平方米;高标准仓储设施较为短缺，总面积仅占全国仓储设施面积的2%左右，大量老旧仓储设施已不适应现代化仓储需要。

三是促进消费升级的冷链物流成为短板。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近来感受到冷链消费的需求在不断增加，于是成立了25个冷库，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但企业同时认为，行业仍然存在冷链物流监管体系不完善、医药冷链物流相关法规标准内容不统一、第三方医药冷链物流相关政策缺乏细则、城市道路限行“一刀切”等问题。

四是基础设施结构性矛盾突出。何黎明认为，由于部门间缺乏统筹协调，铁路和水路基础设施衔接不畅，集疏运体系不健全，制约了铁水联运发展。例如，湖北省沿长江17个主要港口，与铁路接轨的港口仅6个;我国物流园区利用铁路专用线的比例为37%，缺乏转运换装设施;大量中长距离运输业务由公路承担，抬高了综合运输成本。同时，随着沿海制造业成本上升，相关产业逐步向内陆转移，迫切需要加大配套设施。

五是供应链结构性矛盾明显。中物联副会长贺登才认为，我国物流外包水平仍有待提升，物流企业承接业务仍然主要是产前、产后的采购物流、销售物流，企业内部的生产物流没有进行有效剥离，物流资源分散在不同部门和环节，无法实现一体化运作，降低了整个供应链物流运作效率。未来，企业间的竞争将上升到供应链间的竞争，如何做好供应链上下游的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物流环节的协同发展，节约供应链物流成本，提升供应链效率成为竞争焦点。

改善物流结构性矛盾应放管结合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了物流行业自身亟待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外，国家也应从政策层面，对物流的有效供给提供必要支持，尤其是在一些税费的制定上，对物流行业企业约束较多，负担较重，改革阻力大。

在采访中，一些企业家表示，2012年物流业成为首批营改增试点行业，而在实施营改增的过程中却出现了税负大幅增加的情况。从新近公布的财税36号文及其相关附件来看，这一问题目前并未得到有效解决。

同样，物流企业缴纳的土地使用税也面临政策尴尬。2012年财税13号文明确“截至2014年底，物流企业自由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减半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这对企业减负、拉动基础设施投资大有裨益，但政策出台后一些地方采取调整土地等级等方式，抵消了减税效应。

一家物流行业的央企负责人在采访中透露，公司旗下的一家物流中心，原仓储用地单位税额为9元每平方米，但减税政策后，单位税额反而上涨至30元每平方米。在河南郑州的另一处物流中心也出现高达50%的涨幅。这位负责人表示，地方自行提高土地使用税的收费标准后，公司下属的好几家子公司都因税收过高从盈利变成了亏损。

其次，在一些通行政策上，也让许多物流企业感觉无所适从。一方面，车辆过路过桥费占企业运输成本高达20%以上，挤占了企业利润;另一方面，二线以上城市大多采取限制货运车辆进城的管制措施，导致很多企业改用金杯面包车或依维柯客车违规送货，增加了城市拥堵和空气污染。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像促进消费升级的冷链设备冷藏车，其终端客户多为城市中的医疗机构和商超，与城市生活比较密切。建议在政策层面与普通货车进行区别，给予冷藏车辆更宽松的道路通行权。

三是简政放权仍有空间。一位在物流行业从业多年的专家告诉记者，目前管理环节的成本仍占社会物流总费用的12%左右，美国仅为3%。由于物流业涉及行政审批和许可管理部门较多，同一经营事项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存在多头管理、重复审批现象。例如，在工商登记方面，许多地方以各种理由不予办理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导致企业不得不在每个经营网点都设立独立核算的法人分支机构。此外，互联网应用的普及也对行政审批管理提出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