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关着的残破房屋、路灯久无人修的街道、人烟稀少的马路，以及频繁发生的凶杀抢劫案……这一派萧条的景象，让人感觉是一座废城，而不是昔日昌盛一时的"汽车之城"底特律。如今，这座苟延残喘的城市，在多年财政赤字的折磨下，已经走到破产的边缘。

尽管，在实行联邦制的美国，城市破产并不罕见，但因为底特律的巨大经济体量和知名度，还是让它的破产成为举世瞩目的公共事件。的确，底特律近百年来从巅峰到谷底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足以让它成为任何一本世界经济史教科书中的经典案例。

"鬼城"底特律的中国警钟

对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期的中国而言，底特律的前车之鉴，不可谓不是为我们敲响了一次警钟。恐龙都有灭绝的时候，更何况一座城市。事实上，像底特律一样的"鬼城"，已经在"城镇化"的大旗下，像幽灵一样在中国大地四处蔓延。

同样的债务危机，已经成为中国许多地方政府不堪承受之重，一些城市相较于底特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之所以中国没有爆发地方政府破产案，不是因为我们的形势比人强，而只是因为我们有中央政府兜底，同时缺乏政府破产机制。

相反，已经有国际评级机构指出，底特律有可能推翻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如果它最后确实利用破产法案的相关规定，免除了部分养老金资金和法定债务的偿付责任，那么部分面临财政困难的其他地方政府，就可能认为申请破产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并进而群起效仿之。

底特律的失序情况已经持续多年，警察、消防队、救护车、公园、图书馆，这些基本的公共服务，早在这个城市失去作用。底特律由盛而衰直至破产的惨痛经历，让我们看到城镇化并不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即便没有地震、洪灾、雾霾、海啸等自然灾害，一座城市照样可能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成为一座有楼没人、资不抵债的"鬼城"。

目前，中国在国家战略主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运动已经拉开帷幕，决策高层企图把城镇化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拉动内需的关键动力。然而，底特律的破产虽在天边，犹在眼前，让人不得不担忧，中国的城镇化是否也会出现大量的"底特律"？在地方债务重压下，如何方能避免城市破产的魔咒？

无法预料的中国地方债

这种担忧绝非杞人忧天，中国的地方债务风险正在加剧，中央政府似乎也从底特律的危机中，意识到自身风险的重大。日前，审计署发布消息称，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这是新政府上台后首次对全国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距上届政府跟踪审计结束仅五个月，显示出新政府迫切希望获得全面准确的政府性债务情况。

2011年3月至5月，审计署组织全国审计机关4.13万名审计人员，对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进行了全面审计。审计结果表明，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万亿元。

2012年11月至2013年2月，审计署对15个省、3个直辖市本级及其所属的15个省会城市本级、3个市辖区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进行审计。审计结果表明，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3.8万亿元。、

而据前财政部长项怀诚在今年4月份举办的博鳌论坛上发言，截至2011年底，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一共是30多万亿元，债务率是37.8%。今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次公布其对中国政府债水平评估称，2012年中国广义政府债务（包括中央和地方预算内及未列入地方预算内的，如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已超过G D P的45%。

更为惊人的估算来自渣打银行，它在日前发布的《亚洲债务大起底》报告中估算，截至2012年末中国政府债务占G D P的78%。目前中国政府性债务规模并无官方的权威统计，而这些国内外机构给出的估算结果大相径庭，但都可以看出中国债务正在逐步加剧。有学者称，"中国究竟有多少地方政府性债务？这个连地方政府自己都说不清。只有全面的政府性审计，才能给政府债务管理提供更充分的信息。"

在2011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曾在一次内部报告中表示，中国很可能会在今年7-8月份爆发银行危机，而引起危机的一个可能原因就是地方债务。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公司，在今年4月份降低中国长期本币信用评级，两个主要理由就是中国的地方债务风险和M2发行量过大。

从以上信息不难看出，中国的地方债务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密切关注。如果说这些都还只是从数据和理论上进行分析的话，那么在7月18日，陕西神木爆发的群体性 事件，则将地方债务风险演变成一场实实在在的危机。虽然300亿元的财政亏空最终被官方辟谣，但近年来神木的巨额投资导致财政吃紧则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会有城市破产吗？

中国究竟会不会出现底特律式的城市破产？答案是否定的。其中原因并不在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额较小，而在于中国缺乏政府破产机制。美国的城市之所以可以申请破产，是因为在联邦制体制下，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在财政和法律上都相对独立，城市自负盈亏，联邦政府不会轻易出手相救。

即便有人想要出手相救，也要在议会上通过"救市"决议，但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议会议员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分别代表着各个地区和团体的不同利益，很难让他们同意动用公共的中央财政，来救某一个城市。至今，奥巴马政府尚未表示出会营救底特律政府的任何信号。

而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关系紧密，一旦下级政府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上级政府势必要出手相救。即便地方债务扩大到全国，也会有中央政府兜底，而中央政府亦有足够的手段来化解债务难题，包括印钞票、债务展期、开征新税等等，只不过如此一来，本该由某一地方承担的债务，却变成全国人民买单。

两种不同的应对机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美国是把地方债务风险控制在地区，让地方政府自己去填补由于过度投资建设或者过高福利挖下的债务巨坑，痛苦的是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但亦因此把债务风险进行了隔离，不会传导到其他地区乃至全国。而未来中国一旦地方债务不可控制，很可能会将其转嫁给上级政府或全国人民，表面上地方政府无破产之虞，但牺牲的是全体纳税人的利益，虽然掩盖了一时的风险，却可能累积成全国性的系统危机。

城镇化需要配套的产业化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在中国目前体制下，我们很难引进美国的破产机制，但从解决问题的思路上，我们或许可以引以为鉴，地方官员应该为自己"大干快上"、盲目跃进承担责任。现在的情况往往是，上任官员为了在自己的任期上干出"成绩"，拼命融资大搞建设，融资能力甚至成为某些地方评判官员能力最主要的指标，在自己得到升迁后，却给下任埋下巨大债务地雷，此种情形屡见不鲜。

许多地方官员把"城镇化"简单理解为"房地产化"，把城镇化运作成"造城运动"，在短时期内，依靠政府大规模投资迅速拉动经济。但因为缺乏相关配套产业的支持，最后建出来的是一座座无人入住的"鬼城"，比如鄂尔多斯投资50亿建的新城，以及昆明呈贡新城等。

而在一些资源型城市，在短期内，它们可以靠出卖资源迅速崛起为"暴发户"，他们缺乏动力对资源进行深加工，并形成系统的产业链。而一旦资源枯竭、产量减少或遭遇市场低迷之后，城市经济马上衰落，这种情况亦不在少数。陕西神木是因煤炭富裕起来的，但在国内经济下行，煤炭市场低迷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其他产业支撑，财政收入遂一落千丈。

中国的城镇化要避免出现底特律，除了要注意防范债务风险外，还需要着重注意产业体系的建设，地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要有产业支撑，卖地和卖资源都只可能一时之选，难以作为长期的经济基础，因为资源和土地都是有限的，这是很简单的"坐吃山空"的道理。没有健全的产业化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城镇化，一时的喧嚣热闹过后，很快就会归于沉寂。殷鉴不远，不可不防。